案例3：临沂策源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山东中新静安地产有限公司商品房委托代理销售合同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案号：（2017）最高法民申1810号
最高法院认为：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可得利益系合同履行后守约方可以获得的利益，属违约责任的范畴，但不得超过违约方在订立合同时可预见的因违约给守约方所造成的损失。
具体到商品房包销合同，对于包销方而言，因房价与政府房地产政策及市场环境等因素紧密联系，实际销售价格并不必然高于约定的包销价格，收益与风险共存。
因此，在合同订立时，包销方获得的仅是独家销售的权利，而并不存在必然的可预见收益；包销方的独家销售权是其获得合同履行利益的前提。只有在委托销售方侵犯了包销方独家销售权且实际销售价格高于包销成本的情况下，包销方的可得利益赔偿主张才能依法成立。
案例4：涂应昌、襄阳市樊城区牛首镇袁营村村民委员会租赁合同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案号：（2017）最高法民申3352号
最高法院认为：关于可得利益损失计算标准的问题。本院认为，承租人的可得利益损失，主要考虑承租人的经营利润，其受承租人生产成本、经营能力、市场变化等因素的影响。
袁营村村委会的《招商告示》属于要约邀请，该告示所写的3000万元/年是袁营村村委会对砖瓦厂生产能力的估计，不是对承租人年利润的承诺，不能作为本案认定可得利益损失的依据。
在当事人无法证明自己的实际利润，也无法提供相关财务资料进行鉴定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基于双方当事人利益的均等性，酌定以租金为可得利益损失的参考计算标准，认定涂应昌可得利益损失为200000元÷12×34个月=566666.67元，并无不当。涂应昌主张按3000万元/年计算可得利益损失的事实依据不足，不予采信。
案例5：绵阳兆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石嘴山市登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案号：（2017）最高法民终736号
最高法院认为：关于登峰公司应否向兆源公司赔偿可得利益损失5400万元的问题。诉讼中，兆源公司申请对涉案项目的市场价值及开发预期可得利润进行评估鉴定。
但因预期收益无法进行鉴定，且兆源公司也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以证实其可得利益损失的数额，故其主张由登峰公司赔偿可得利益损失5400万元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案例6：张学成、桂林南药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案号：（2017）最高法民申4456号
最高法院认为：可得利益损失属于净利润损失，而《销售代理协议》系桂林南药对张学成作为独家销售代理提出了销售数额任务的要求和确定了供货单价，张学成将来五年内可能赚取的净利润需取决于实际供货情况、销售数量、销售单价、相关成本的控制和经营风险等因素。
由于实际经营过程存在众多不确定因素，也没有其他年份相同产品的经营情况作为参照，故张学成仅仅依据《销售代理协议》并不足以证明其将来五年内的可得利益损失为3240万元。由于张学成在原审中未就其可得利益损失进行充分举证，原审对可得利益损失不予支持，并无不妥。
案例7：丹东亿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大连华臣影业集团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案号：（2017）最高法民申1240号
最高法院认为：合同无效，应当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法律原则进行处理，营业损失为可得利益，不宜认定为履行无效合同造成的实际损失。
即使合同有效，计算和认定涉案合同未履行部分可得利益损失时，应当充分考虑可预见原则、过失相抵原则、未来市场风险以及鉴定评估报告的依据是否全面、客观等因素作出综合评判，不宜简单采信鉴定结论。
案例8：北京方洲旭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山东大学委托代建合同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案号：（2016）最高法民申2606号
最高法院认为：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1条关于“人民法院认定可得利益损失时应当合理分配举证责任……非违约方应当承担其遭受的可得利益损失总额、必要的交易成本的举证责任”的规定。
方洲公司主张赔偿可得利益损失，应当对其遭受的可得利益损失总额、必要的交易成本等承担举证责任。故一、二审法院举证责任配置并无不当。
案例9：东莞市利成电子实业有限公司、河源市源城区宝源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项目转让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案号：（2016）最高法民终711号
最高法院认为：因利成公司、宝源公司对《项目转让合同》不能履行负有过错，其签订合同时知晓晶隆公司与李炳在先签订有《协议书》的事实，对合同不能履行的后果应有预见，故其主张可得利益损失的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
案例10：大兴安岭方正木业有限公司与大兴安岭呼中林业局林业承包合同纠纷申诉、申请民事裁定书
案号：（2016）最高法民申2513号
最高法院认为：可得利益损失指在生产、销售或提供服务的合同中，生产者、销售者或服务提供者因相对方违约行为造成预期可获得的利润损失。
因可得利益损失具有不确定性，人民法院在审查可得利益损失时要求必须是确定的、必然发生的损失，而且还应除却市场经营风险可能导致的亏损部分。
一方面，方正公司于2000年已被吊销营业执照，无法正常生产经营，其通过生产加工薪炭材获取利润的条件已不具备，当然也不存在可得利益损失的问题。
另一方面，方正公司也没有证据证明呼中林业局在2000年5月19日之后存在违约行为。因此，方正公司要求呼中林业局赔偿可得利益损失2250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支持。
案例11：突泉泰银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与浙江天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申诉、申请民事裁定书
案号：（2016）最高法民申1695号
最高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0条规定：“人民法院在计算和认定可得利益损失时，应当综合运用可预见规则、减损规则、损益相抵规则以及过失相抵规则等。
从非违约方主张的可得利益赔偿总额中扣除违约方不可预见的损失、非违约方不当扩大的损失、非违约方因违约获得的利益、非违约方亦有过失所造成的损失以及必要的交易成本。
存在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欺诈经营、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当事人约定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以及因违约导致人身伤亡、精神损害等情形的，不宜适用可得利益损失赔偿规则。”
原审法院经调查认为，案涉间接损失系因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工停产造成，天城公司对此无法预见，故不应承担停工期间的间接损失，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
案例12：成都和信致远地产顾问有限责任公司与四川省南部县金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案号：（2015）民一终字第226号
最高法院认为：可得利益是合同被履行后可以取得的利益。赔偿可得利益可以弥补因违约方给守约方造成的全部实际损失，使守约方恢复到合同得到严格履行情况下状态，促使当事人诚信履行合同。
人民法院在计算和认定可得利益损失时，应当运用可预见规则、减损规则、损益相抵规则以及过失相抵规则等综合予以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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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高法院判例掌握如何计算可得利益损失-2 (2019-3-26 10:36:50)